文|李昀琋 攝影|李昀琋、黃芝晨
那天我們擺好桌子、煮了咖啡，從儲藏櫃裡拿出藝政所派對專用的七彩霓虹燈，完成第一場「春日小講堂」的布置。才剛裝妥投影機，黃孫權老師便如其向來給人的印象般瀟灑而來，並且隨即認真嚴肅地埋首測試檔案，直至我們端上一杯紅酒，方露出一抹燦笑。
二十年的反抗之路
講座由1994年一波波的文化運動浪潮開始：春天吶喊、野台開唱、女節、破報……九〇年代豐沛的反動能量經常被視為「學運世代」的起點，其發展背景與彼時特殊的歷史情境有關──至千禧年前臺灣經濟發展來到最高峰，GDP達成6%，更勝於現在的中國。金錢的累積無疑成為社會實踐的基礎。然而，若以此時的邏輯將「爛草莓」等標籤加諸當代青年則相當不正義，黃孫權老師即以自身經驗脈絡，堆砌出世代轉向的關鍵。
1997年拍攝的《我們家在康樂里》，紀錄下臺灣首個對抗都市更新的「反對市府推土機運動」。是年，一千餘戶三千多人的聚落將依官方計畫改為公園，以肅整市容。不同於過去的農運及工運，「十四、十五號公園運動」的參與者包含了臺大城鄉所的知識菁英，卻仍然無法阻止執政者的強硬掃除。「這件事情沒有中止」，黃孫權老師提醒，「一直到幾年前的樂生和士林王家……等，相同的事件依然不斷發生。我們過了這麼多年才發現，我們在對抗的並不是市政府，而是中產階級對『都市淨化』的期待」。2002年起為時兩年的「寶藏巖GAPP計畫」與2006年參與的「山仔后空間營造工作坊」，則係討論「公共性」與「在地」間的關聯，並從中指出社會運動的艱難之處乃是如何面對曾經共患難的居民。
不限於本土事件，黃孫權老師亦關切國際動向。2003年向美國在臺協會抗議美軍攻打伊拉克是臺灣少有的反戰運動；2005年香港反世貿騷亂「首次見識到韓國農民的示威力度，現在熟悉的『三跪九叩』即是當時發生的場面；那一場也是16年來香港警察首次使用催淚彈，可以想見其震盪與擾攘」；2006年的香港天星碼頭保護運動，參與者透過網際網路流通訊息與動員，媒體力量發揮了強大效能，引起黃孫權老師對「媒體是什麼？媒體可以是什麼？」的質問；近年來在蘇州對「淘寶村」的田野調查，揭示了資本主義的「實質吸納」──「資本主義自己來到你門口，你的所有生活與社交生活都是可以營利的，全部捲進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」。
黃孫權老師接著犀利地剖析，資本主義在當代已產生了不同的樣貌，其一是在「不涉及道德」前提下形成的「眾籌」模式。在此情境中，參與的個人不再是勞動者或消費者，而成為不會在乎生產者勞動條件以及生產環境的「共享支持者」；其二，是反抗文化與另類文化。多數人認為反抗文化是在對抗資本主義，實則不然。反抗文化的內在邏輯會幫助資本主義壯大市場、創造許多不同的商品：地下音樂、噪音、同志……「而我二十年都在做這種蠢事」。
「左手馬克思、右手社會實踐」就一定沒問題嗎？
配上濃郁又口感豐富的藍乳酪，我們一齊喝完了兩瓶紅酒，講堂由反抗運動積累的鋪陳，來到教育方法省思的轉場。
2013年起，黃孫權老師開始執行亞洲社會運動資料庫「諸眾之貌」計畫，田野範圍包含印度、印尼、菲律賓、韓國、日本、中國……等。其中印度的全印度人民科學網絡（AIPSN）組織特別令人印象深刻，該組織由核能科學家發起，認為「科學應以人民的語言述說，使人民獲得知識」，並且在西南端的喀拉拉邦（Kerala）進行科普運動。喀拉拉邦的GDP為全印度最低，然而，卻擁有完整的生態農業系統，其快樂指數及識字率更為全印度最高。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，印度為全世界文盲最多的國家，成年文盲達2.87億，佔全球文盲37%；喀拉拉邦的識字率卻高達93.91%，「在德里，你可以看見計程車司機塞車時總在發呆，但喀拉拉邦的司機常是人手一份報紙」。
AIPSN的經驗強調了教育力量以及知識的可能性，而黃孫權老師藉由自身在北藝、南藝，以及高師大跨藝所的任教經驗，反思了臺灣當前藝術教育乃至實踐的兩個窘境：
- 臺灣藝術教育體系重視形式主義，學生是藝術主體性訓練的產物，其學習風氣仍一派天真地自處於資本及資本分析之外，對史學、社會學、馬克思一無所知甚或望而退卻，導致藝術創作呈現高度囈語性，使藝術家自我客體化。如同Sonnet所言：「一個人越是把注意力擺在真確地感受，而不是去注意所感受的內容，主體性就越成為目的的本身，他也就越不具有表達能力。」
- 「社區總體營造」及「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」的推動施行，使藝術的挑釁消失，如同藝術獎項主導台灣當代藝術的生產一般，藝術家開始揀選某一些形式去迎合社會意識與執政者期待的價值，謀求不傷人的激進，而使藝術公式化、接案化，自主性蕩然無存。社區成為安撫情緒的場域，而非抵抗的主體。
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，更猛然指出了當下青年需要的不再是運動的激情，而是對生活的維護；不是從政治出發，而是由生活開始。「政治對他們來說，是『生活』之後的事情，而非生活本身。他們不想再聽臺灣九○年代輝煌社運故事，他們想要自己的，想要有自己可以參與和創造的歷史」。因此，我們不應再追求革命，而是想像，革命成功後的第一天會是什麼樣貌？
革命成功後的第一天：共藝術合作社
共藝術合作社（co-art co-ops）是對革命修補的模式，企圖從中發掘出新的希望。現在的人們儘管經歷多次抗爭，卻仍然活在一個被代理的世界，面對不安全的食物、非典型勞動，當代青年首先思考的是自己要過的什麼生活？而此處境指向生產與消費連結，也就是馬克思提到的「價值創造」與「價值實現」的問題。
配合研究所課程，黃孫權老師和學生共同創立了位在高雄市黃埔新村的「共藝術合作社」，是全臺灣首個符合合作社法規範、正式通過社會局審核立案的藝術消費合作社。其所在地原是國民黨在臺所建的「新一軍」眷舍，合作社最初是翻譯軍官的住所，而孫立人將軍的財務長就住在對面。共藝術合作社試圖形成一個真正的團結經濟體，「由自己收穫自己」，捍衛並維護「分配正義」特性，由合作社內的成員共同商議什麼是應解決的問題？以及如何解決問題？
共藝術合作社「既在歷史的核心，也在歷史的未來；不僅修房子，也修復社會關係；在社會空間生產藝術，而非從事藝術介入社會」。黃孫權老師在學術理論之外，更富有高度的實踐力，其參與場域不僅涵蓋周身接觸的議題，更積極地向國際展開行動，如此將學術與理論結合並行的能力，最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講堂結束後黃孫權老師在「只要有高鐵能回高雄就行」的前提下，和現場聽眾進一步問答互動，為較少有參與乃至撼動社會經驗的我們，開啟了更多藝術想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