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/05/29 好土：home to 書店 【文：葉禹辰/圖：呂昀熹】 

從女性視角重新閱讀歷史

第五場讀書會邀請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沈秀華老師擔任講者，以其著作《查某人的二二八：政治寡婦的故事》及張晉芬老師的《沒有公婆的一代：解析1940／50年代來台外省女性的逃難與成家》兩本書為核心，帶領大家從女性生命史的角度重新理解戰後臺灣的歷史經驗。 長期以來，二二八事件及相關歷史敘事多以男性作為主體，聚焦於政治人物、受難者或軍事行動。然而，女性卻以另一種形式承受著暴力所留下的結果。沈秀華老師分享，自己從1990年代開始投入相關研究。當時臺灣剛解嚴不久（1987年解嚴），二二八事件仍是許多家庭避而不談的禁忌話題。在訪談政治寡婦的過程中，她從受訪者的眼神裡看見悲傷、堅毅與壓抑，也因此更加堅定持續投入這項研究。

1940至1950年代是臺灣歷史的重要轉折時期，包括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，以及1945至1949年間大量外省人遷移來臺。在威權統治、戰亂、暴力與地緣政治的交織下，不同身分背景的女性如何生活、如何面對命運的劇變，成為老師研究的重要課題。

過去談論二二八時，往往聚焦於男性受難者遭逮捕、監禁或槍決的過程；然而對於留下來的妻子、母親與孩子而言，真正漫長的苦難其實才剛開始。她們不僅要承受失去親人的傷痛，還必須獨自面對養育子女、維持生計以及社會歧視等壓力。在父權社會中，女性原本被期待扮演家庭照顧者的角色，卻在丈夫遭受國家暴力後，被迫肩負起一家之主的責任。這些女性的生命歷程讓我們理解到，國家暴力所造成的傷害從來不只侷限於受難者本人，而是深刻地影響他的整個家庭與後代的日常生活。

女性承受的結構性暴力

老師指出，「結構性暴力」並非單一事件或個人遭遇，而是來自制度、文化與社會結構長期累積而成的壓迫。

國家暴力奪走了許多家庭中的男性成員，而戰爭與地緣政治則切斷了外省女性原有的親屬與宗族網絡。這些女性被迫成為單親母親，沒有公婆親屬的照應，獨自承擔照顧家庭與撫養子女的責任，承受母職與照護工作的「性別化剝削」。她們除了面臨經濟壓力之外，還需承受社會歧視、政治污名以及長期的精神創傷。精神性的暴力使得許多女性被迫在恐懼與沉默中生活，甚至不敢向子女提起過往經歷。

另一方面，經濟與階級的向下流動也是許多女性共同面對的困境。丈夫被捕或遭殺害後，家庭經濟支柱瞬間消失，許多人被迫投入勞力工作，以維持家庭生計。原本擁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家庭，也可能因此迅速跌落至社會底層。

此外，老師也提到歷史敘事與發言權的「隱形與消音」。在長達數十年的戒嚴時期，這些女性在公共領域幾乎是不存在的。本省政治寡婦被迫將冤屈與痛苦埋藏心底，不能說、不敢哭，甚至必須對孩子隱瞞父親死亡的真相；而外省女性的逃難經驗與持家辛酸，則被淹沒於榮民老兵、反攻大陸等以男性為中心的宏大敘事之中。

正如老師所說，「被剝奪述說痛苦的權利」，本身就是一種極其殘忍的文化暴力。

家被摧毀後的重建

老師在分享中提到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：

「家是一個很重要的庇護所，但從這些女性的經驗來看，家是被人強行破壞後，再由她們默默重建起來的。」

我們總認為家庭象徵著穩定與安全，但在國家暴力與戰爭的衝擊下，家庭可能在一夕之間瓦解。

這些女性必須一邊承受失去親人的傷痛，一邊維持家庭運作，重新建立生活秩序與親密關係。她們用自己的勞動、堅韌與愛，將支離破碎的家庭重新拼湊起來，也成為支撐整個社會的重要力量。

總結與反思

透過沈秀華老師的著作，我們看見了另一群長期被歷史忽略的人——那些活下來的女性。

她們並非歷史事件的旁觀者，而是國家暴力最直接的承受者之一。女性遺孀長期承受經濟困境、政治污名、情感創傷與社會壓力，卻鮮少出現在主流歷史敘事之中。

老師也分享了自己上週前往韓國參與光州民主運動紀念活動的經驗。無論是臺灣的二二八事件，或是韓國的光州事件，人們往往記得死亡者與英雄，卻容易忽略那些持續活著、背負創傷的人。

在讀書會的討論中，也有同學分享參觀二二八相關展覽的經驗。許多展覽中，家屬經常以整理家書、遺書、照片或遺體的角色出現。然而，隨著第一代受難家屬逐漸凋零，能夠進行口述歷史訪談的機會也越來越少，因此這些研究與紀錄顯得格外珍貴。

讀書會最後，有同學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：對於原本排斥或不願理解二二八歷史的人，我們該如何讓他們願意接觸這段歷史？ 我們認為，也許最好的方式不是從政治立場出發，而是從人的故事開始。當我們看見這些女性如何失去丈夫、獨自撫養孩子、承受數十年的恐懼與沉默時，理解的起點或許不再是政治，而是人性與同理心。 這也是本場讀書會最核心的價值——讓那些長期被忽略、被消音的生命經驗，重新被看見，也讓歷史得以更加完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