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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系所公告】本所所長劉俊裕與柯惠晴碩士於台灣數位藝術發表「文化與科技共融:浮現中的臺灣文化科技政策」文章

系所公告
張貼人:網站管理員公告日期:2018-09-04
  
精選議題
 
 
文化與科技共融:浮現中的臺灣文化科技政策
2018.08.28

 

文化科技政策的新趨勢:創新、數位、擬真 vs. 融合、公民、草根?

去年文化部辦理「2017年全國文化會議」,以「21世紀臺灣文化總體營造」為核心理念,希望直面當前臺灣文化環境,匯集民眾意見,進而擬訂出「文化政策白皮書」。於會議中提出六大議題,其中一個議題即與文化科技高度相關——「開展文化未來:打造文化科技、跨域共創共享」,顯示了民間與政府確實感受到文化面對科技的未確定性與急迫性。

文化科技政策不只涉及文化相關部門的權責,更包含國家的科技發展政策及教育上的文化資源使用。文化科技與各部會之間密切相關,設定引領的計畫與前瞻的政策發展,比起單一技術項目的補助更為重要。2017年英國文化、媒體與體育部更是有感於數位時代的影響力,而更名為「數位、文化、媒體與體育部(Department for Digital, Culture, Media and Sport, DCMS)」,並在於2017年 3月1日公布「數位策略」(Digital Strategy)政策。

在臺灣,文化部不僅推動「文化科技施政綱領」,政府所支持的「數位典藏策略聯盟」[1]於2017年宣布完成階段性任務,日前正式更名為「文化科技發展聯盟」,定位為文化科技整合創新服務平臺,也代表了科技與文化的關係逐漸邁向下一個階段。

不過,筆者認為,文化科技除了一方面要關注新的資通訊科技、大數據、人工智慧、行動裝置、擴增實境/虛擬實境(AR/VR)之外,一方面也不能忽視公民的力量,應將草根與公民科技加入討論的範疇之內,讓文化公共事務的推行上,能更切合真實需求,使文化科技融合的成果,真正能與所有人民共享。

  • 陳昱廷、鄭鴻旗、闞凱宇、羅崢瑋,《Mobile Fab計畫》,三輪車、3D列印,2013,2013第八屆台北數位藝術節「數位設計專題區」作品。(數位藝術基金會提供)

文化與科技的新關係:從矛盾、延伸、互動、參與到共融

文化與科技之間一直存在著繁複的關係:有人認為科技是人類感知能力的延展,就像器械、工具是人類手工技藝的延伸,電腦是人類大腦的延伸(McLuhan 1964),而當代的媒體科技與3D、4D或者VR、AR、MR等數位科技則是人類感官的延伸,這些人類能力的延伸具有其正面的意義與價值。

有人則以為,在工業社會和資訊社會中,科技成為文化的悲劇。因為科技不僅侵蝕了傳統文化的特色與知識的權威,同時也腐蝕了傳統文化與知識賦予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的固有意義。在媒體、資通訊、人工智慧與數位科技的主導與壟斷下,人的感情、知覺、直覺、美感,以及對於熟悉事物觀念的情感依附被科技取代了,文化於是就此向科技投降(Hill,1988)。

當前的「文化科技」(cultural technology)既然是一個新的複合詞彙,那麼它的定義就需要被重新說明。楊惠嵐(2017)認為,文化即內容,科技則是呈現內容的形式,透過科技將文化原有的創作與展演方式進行新的呈現。至於「新的呈現」有以下三種:一、創作內容;二、展示形式;三、觀賞渠道。歐洲博物館組織(The Network of European Museum Organisations, Nemo)的〈博物館的經濟價值〉(Money Matters: THE ECONOMIC VALUE OF Museums)中指出,科技不只是文化的工具,而是文化與科技相互影響,並且顛覆了訊息製造者與接收者的角色,使博物館逐漸從知識的聖殿轉變為協作的平台,更有可能創造出產業模式的改革(Nemo,2016)。

2017年全國文化會議超越力主題召集人林富士與城菁汝(2017)則認為文化科技尚有詮釋與解讀空間,宜以操作性定義說明為:「運用於文化創造、保存、展示與傳播的科技,具文化關懷與人文視野」。由這些定義延伸到政策面,過往各國探討文化科技政策時多著重於文化與科技的「互動」、「參與」與「相容」,關注如何將科技進入文化界,帶領文化前行,開發內容產業提高文化經濟產值。但當前各國與臺灣文化與科技政策則更加側重於促使兩者積極地「交融」、「共融」。除了強調保有文化與科技各自的主體價值,也試圖發展出文化科技融合後的整體價值。

南韓學者袁光然結合「文化創意」與「科技創新」的相關運用,以文化產業為內容,透過科技運用的載具,產生高附加價值的商品(鄭雅心、施翔云,2017),而多數針對南韓的文化科技討論,則是多聚焦於影視音產業。2016年韓國文化觀光研究院(KCTI)在ICCPR會議中,則提出文化產業未來創新政策的關鍵進程,認為科技與文化的關係已經不是感官延伸、行動參與或內容互動,而是探索人文與科技之間如何聚合、如何交融,在創新的產業價值與文化價值之間重新找到平衡點(劉俊裕,2017),「沉浸式」(immersive)科技及體驗就是一個起點。

  • 動態自造實驗室,《Maker趴》,2015第十屆台北數位藝術節「國際邀請展」作品。(數位藝術基金會提供)

臺灣的藝術展演與文化科技政策:當代文化的實驗與激盪

在臺灣,從過去博物館典藏文物、展示的技術(編碼造冊,溫濕度控制),到數位典藏的高畫質拍攝、3D建模;表演藝術的回聲計算,都是科技的一環。而對藝文團體來說,資通訊科技的普及,使團體可利用社群媒體接觸群眾,達成行銷的效果,而科技也協助文化場館的管理與營運,利用電商達成文化消費,在無垠的網路世界接收文化產品,文化與科技的結合在文化領域遍地開花,早已不是新聞。尤其藝術與科技的結合在臺灣也是蔚為顯學,臺灣科技藝術作品歷年在「林茲電子藝術節」(Ars Electronica)屢獲好評。

然而2016年,過去由數位藝術基金會所營運的臺北數位藝術中心突然「被閉館」,引發藝文界質疑政府對於數位藝術的認知嚴重不足,直到視盟在2018年重新接手營運。只是,一年800萬的經費,對於場館營運、展覽策劃以及其他常態性支出等,可說是極度不足,勢必要面臨轉型。

在博物館方面,文化科技已成為廣化與深化閱聽眾的策略,如故宮的「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」與「同安潮系列新媒體展」,皆是將故宮既有文物數位化後,轉換為藝術裝置展演之成果(鄭雅心、施翔云,2017),目前博物館也時常使用「線上策展」、「群眾外包」、「標籤」等方式進行觀眾參與。在展演科技上,世大運開幕表演,也呈現了許多將藝術與科技結合的案例:LED大型科技舞臺,以及藉由APP與觀眾互動等。同時,即時運算亦可以達成互動效果(如TeamLab展示模式,在臺灣也越來越多案例),使觀眾更願意投入在情境之中。

文化部長鄭麗君和科技部長陳良基,於「2017文化科技論壇」進行高峰對談,對於未來的合作充滿正面期待,文化部也在會議中邀請科技部共同提出「文化科技施政綱領」。在2017全國文化會議大會中,部長亦承諾:

訂定《文化科技施政綱領》

建構「國家文化記憶庫」

打造空總文化實驗室,建構文化實驗生態系

研議規劃文化卡,建立文化大數據

「文化科技施政綱領」由行政院文化會報通過後實施,責成跨部會文化科技平臺推動[2],以文化部為主要施政推動機關,整合協調跨部會資源,建立有效的管理機制,推動國家整體文化科技施政,並視實際需求滾動調整綱領內容。自2017年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施政研擬。

「空總文化實驗室」營運團隊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已於2018年初進駐,初期從當代藝術、聲音影像、記憶工程、數位人文、社會創新等領域,集結人才、帶入資源,開始在實驗場共同激盪產生火花,更於4月由文化部正式更名為「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」(Taiwan Contemporary Culture Lab, C-lab),並在8月18日辦理「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:啟動暨國際論壇」。

在論壇開幕影片中,文化部長鄭麗君表示「我們需要新的驅動力來自於人的思想、人的創意、創新的能量,希望用文化創新的能量,作為21世紀臺灣社會前進跟改變的驅動力」。目前C-lab已有三組已經進駐半年的「資深」團隊與13組新進的creators,以及國際生活藝術組織臺灣辦事處。論壇中,鄭麗君部長認為在數位時代中「每個人更可以是思想、知識、創意、文化的主體」,希望C-lab可以伴隨任何提案的團隊、個人,跨出0-1的第一步,感受臺灣當代文化的生命力,激盪與想像未來。

在記憶庫的整合與加值使用方面,目前也正進行「國家文化記憶庫及數位加值應用計畫」。至於提升文化「內容力」的作為上,文化部亦推動「文化內容科技應用創新產業領航旗艦計畫」,係以「內容素材科技整合應用、加速內容開發與試驗及輔導IP授權與對接金融為主軸」,期能形成更多精彩的IP,進而形塑臺灣品牌。(丁曉菁,2018),然而目前尚在發展階段,臺灣IP如何跨越文化轉換之挑戰,並尋找適合的國際平臺進行推廣與服務,將是後續觀察的重點。

  • TeamLab展示模式,在臺灣也越來越多案例。(來源

 
 
邁向文化科技的新親密關係:當前臺灣文化科技政策的課題與挑戰

在如何讓文化科技的發展與應用結合人文理念、公民社會和草根民主,藉由尖端數位科技與傳統人文思想的跨域融合,引領走出臺灣文化科技的嶄新路線,應是當前臺灣文化科技應探索之課題。

文化科技看似逐漸成為顯學,然而目前的文化與科技的整合跨域人才不足,跨域人才的培育亦尚未能與國民教育以及組織合作。文化組織的規模影響其科技政策的落實,使得小型組織的科技時常無法有所發展。更重要的是,文化科技的想像時常過於單一,隨流行變動而非文化價值主導。

因此,作為文化與科技節點的GLAM更應扮演拓展觀眾想像力的引擎,讓觀眾更具有文化主體性地發展文化科技的想像力。

筆者認為,所謂文化與科技的共融,除了透過資通訊科技、大數據、人工智慧、行動裝置、擴增實境/虛擬實境(AR、VR、MR)等科技追求人體感知的延伸,也應該探索人文的內在世界與人心的內在情境,思考數位和擬真科技如何承載人心的情感溫度與冷暖感受。同時透過草根、公民科技,將常民內在人文情感的真實情境,納入文化實驗室擬真科技發展的主軸(劉俊裕,2017),讓文化科技與人民共享。

公民科技在目前的施政中,尚未成為文化科技討論的重點,其原因有二:一、非政府組織對於公民科技的掌握與運用程度高於政府(如近年來「g0v零時政府」的呈現);二、文化科技範疇過度聚焦於特定高科技面向。2018年g0v甚至獲頒「林茲電子藝術大獎」電子社群優異獎。若能加入公民科技的討論,雖然無法短期快速成為文化加值的目標,但是公民科技可以引入更多民間資源的加入,讓科技可以與民眾共享,甚至滲透於各種社群,也能讓公部門更能掌握現有趨勢以利政策擬定。

最重要的,還是需增加文化界與科技界跨域交流的動機。除了鼓勵科技界不囿於文化環境的市場較小的現況,在加值的利基下,願意承擔開發風險之外,文化界也必須踏出舒適圈,積極擁抱科技,並尋求共通的語言,擴大參與群眾,在不同領域、組織中皆形成新的科技文化,才能發展文化與科技下一階段的親密關係。

參考資料

Stephen Hill, The Tragedy of Technology, London: Pluto Press, 1988.

Nemo (2016), Money Matters: THE ECONOMIC VALUE OF Museums. https://www.ne-mo.org/fileadmin/Dateien/public/NEMo_documents/NEMOAC2016_EcoVal.pdf(引用日期:2018.8.22)

  1. McLuhan, Understanding Media, Cambridge and London: MIT Press, 1964.

丁曉菁,〈迎接智慧科技浪潮,建構我國文化內容創新科技產業〉,《國土與公共治理季刊》,5(4),2018,頁22-27。

劉俊裕,〈從3D到5D 臺灣文化科技的新命題:科技如何承載人心的情感溫度?〉,UDN鳴人堂,2017。網址:https://opinion.udn.com/opinion/story/5954/2574982

楊惠嵐,〈文化科技:文化與科技融合發展之模式〉,《台灣經濟研究月刊》, 40(9),2017,頁35-42。

林富士、城菁汝,《文化科技白皮書初稿》,文化部,2017,頁77-89。

鄭雅心、施翔云,〈文化科技產業化與建構文化創意融合帶〉,《臺灣經濟研究月刊》,40(12),2017,頁67-74。

註釋

[1] 其宗旨為將國家數位典藏,透過產官學的結合,進行行銷加值運用。

[2] 跨部會文化科技平台包含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教育部、文化部」科技部、經濟部。

關於作者

柯惠晴,現任臺灣古厝再生協會幹事、野菜食驗室發起人。曾任職於中區再生基地、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、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。著有《全球都市文化治理與文化策略:藝文節慶、賽事活動與都市文化形象》(2014),參與文化部「2017年全國文化會議暨文化政策白皮書」。

劉俊裕,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,以及臺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理事長。著有《再東方化:文化政策與文化治理的東亞取徑》(2018)、《臺灣文化權利地圖》(2015)等書。目前擔任聯合新聞網udn專欄特約作家和歐洲文化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網絡(ENCATC, 2015-2019)國際通訊理事。曾任文化部「2017年全國文化會議暨文化政策白皮書」計畫協同主持人,「文化基本法草案研議」、「文化影響評估政策先期研究」計畫主持人。

 

 

最後修改時間:2018-09-04 AM 11:40